譯文

　　你的馬是黃色的，我的馬是白色的。馬的顏色雖然不同，但人心本是沒有什么相隔的。我們一起來游樂玩耍，雙雙行馳在洛陽的街頭巷陌。我們都腰挎明閃閃的寶劍，戴著修飾鮮麗的高高的帽子，都各自擁有千金裘，都是五侯的門客。即使是猛虎，有時候也會不小心落在陷阱里面，壯士有時也會陷于危難之中。兄弟之間的情誼只有在急難中才能深厚，才能成為相知，如果只是自己一個人又有什么好處呢？

注釋

盤：游樂。

五侯：河平二年，漢成帝同日封其舅王譚、王商等五位為侯，世稱五侯。

急難：指兄弟相救于危難之中。

　　此詩為擬古辭而作。關于這首詩的寫作時間，學術界迄無定論。一說作于唐玄宗天寶十載（751），是年李白由南陽北上洛陽，返梁園，經鄴中游河東及關內道，徘徊于邠州、坊州之間；一說大約寫于唐肅宗至德二年（757），是年李璘兵敗，李白坐罪下獄尋陽，正處于危難之時。

　　漢樂府鼓吹歌十八曲之《君馬黃》歌辭為：“君馬黃，臣馬蒼，二馬同逐臣馬良。易之有騩蔡有赭。美人歸以南，駕車馳馬，美人傷我心；佳人歸以北，駕車馳馬，佳人安終極。”按明人胡震亨解釋，這是一首隱言交友不終，各奔東西的詩歌。但“后人擬者，但詠馬而已”，似未解其意。詩人李白不但深得其解，而且加以發明之，借以歌頌朋友相知相救的生死友誼。

　　開頭四句詠馬起興，以馬色之不同作反襯，言人心之無猜。馬色一“黃”一“白”，對照鮮明；馬色與人心相比，一異一同，相得益彰。接下二句承上而來，寫“我”與友人騎馬外出游樂，雙雙行進在洛陽路上。洛陽是東漢的京城、唐代的東都。那里市井繁華，名勝林立，是游冶之佳處。“雙行洛陽陌”一句不僅點明此行之豪壯，而且表現了行影不離之友誼。這好似李白與杜甫的交游：天寶三載（744）三月，李白得罪了高力士被放出翰林院之后，曾到過洛陽一次。當時杜甫也在洛陽。于是兩位大詩人相會了。從此他們結下了“兄弟”般的友誼。翌年，杜甫在齊州所作的《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》詩中說：“醉眠秋共被，攜手日同行”，那雖是他倆同游歷下的情景，但從中也可想象到他們當初在洛陽相識時，也是一見如故、情同手足的。

　　下二句為了渲染人物之顯赫，還描寫了他們的衣著和飾物：佩著長長的寶劍，閃閃發光；戴著高高的紅冠，十分耀眼。這樣的裝飾，不僅表現了外在美，而且揭示了他們超凡的精神世界。愛國詩人屈原在《九章·涉江》詩中說：“帶長劍之陸離兮，冠切云之崔嵬。”他之所以“好此奇服”，是因為懷信侘傺，不見容于世，故迥乎時裝以示超塵拔俗。李白與屈原千古同調，所以其崇尚也有相似之處。

　　“各有千金裘，俱為五侯客”二句一從經濟著筆，一從政治落墨，意在表現他倆不尋常的社會地位。以上二句極言他倆家資豐厚，靠山堅實。

　　“猛虎落陷阱，壯士時屈厄”二句轉寫友人遭到了不幸：正像奔突的猛虎有時不免誤入陷阱一樣，壯士也會遇到暫時的困迫。猛虎乃獸中之王，嘯震山崗。落難亦不落威。此句以猛虎作比，言壯士落難后仍不失當年之威風。

　　最后兩句緊承上句詩意，既是對落難朋友的回答，也是詩人情志的抒發。“相知在急難”一句正體現了“危難見真交”的至情。俗語云：“人在難處思親朋。”能急友人之難的人才是真正的“相知”，所以詩的最后說：一個人自顧自身修好，那會有什么益處呢！此句似他問似自語，余意不盡，惹人深思。

　　這首詩雖然以樂府為題，寫漢地言漢事，但詩的主旨卻是為了以漢喻唐，即通過詠史來抒發詩人貴相知、重友誼的襟懷和贊頌朋友間彼此救助的美好情操。

　　此詩采用樂府體，不僅具有鮮明的民歌色彩，而且融進了李白詩歌所特有的豪放風格。語言明快而活潑，格調清新而自然，字里行間充滿了豪宕之情。因此，高棣說：“太白天仙之詞，語多率然而成者，故樂府歌詞咸善。”（《唐詩品匯》七言古詩敘目第三卷《正宗》）

　　李白感情充沛，瞬息萬變。為適應感情表達的需要，他的詩在結構上也變幻多端。此詩也如此，言事抒情既一氣呵成，又抑揚有致。開頭至“俱為五侯客”，是平敘，但調子步步升高，至“長劍”以下四句蓄勢已足，然后突然一轉——“猛虎落陷阱”，好似由高山躍入深谷，詩調變為低沉。最后二句調子又一揚，既承且轉，似斷實聯。全詩一波三折，跌宕生姿。